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7日电 □导报观察员 剑强砺金 同样是源于地瘠民贫、资源稀少而人口稠密，选择的突围方式同样是市场和家庭作坊联动的初始创业模式，然而，趟过岁月的长河，地处浙南的温州和浙中的义乌，所走的路径却渐行渐远。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曾经声名远播的专业市场，逐步由辉煌走向没落的时候，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后，仍然保持着一种昂扬的姿势，持续发展、健康成长。

尽管温州超过千亿元的GDP总量仍居全省前列，但GDP增速2003年排在全省11个市的倒数第2位，2004年排名倒数第3位。速度慢下来的温州，选择了由“轻工大市”悄然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战略：大力发展石化、精细化工等临港型工业，再造“海上温州”，力图使GDP在3至5年内迅速增加1000亿元。被誉为我国市场经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温州这一陡然转身，再加上配套出台的招商引资的头号工程，旋即遭遇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相比之下，义乌仍然坚守“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信奉“薄利多销”的商业守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舞台上，小步小步却坚定地穿行。

我们无意于评说这两种路径选择的是非短长。严格意义上讲，不少经济学家也都承认，今天的义乌经验脱胎于浙南的温州模式。在浙江的经济版图上，温州所释放的经济能量，以及义乌这个县级市今天所折射出的新浙江精神，完全堪称浙江经济的两颗耀眼的“双子星座”。

“义乌经验”起源于“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等3大农村工业化模式，这3大模式从所有制(资本形成和资本来源)角度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特点。由这3大模式所引发的朝圣取经者、辩论是非者不绝于途，南北对话一度在媒体上相当热闹。

很显然，“义乌经验”不同于以集体工业为起点的“苏南模式”，更不同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模式”。“义乌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

曾经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素有“草根经济学家”称谓的温州大学马津龙教授告诉我们，义乌市场的诞生，温州的确功劳不小。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初期摊位上，温州货占了很大比例，甚至有不少摊主就是温州人。当时有个背景：温州产品销往全国的销路常常遭遇拦截，而通过地处浙中的义乌，产品向外扩散不受影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等专家也认为，义乌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温州模式”十分接近：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讲，都是“专业市场+农村工业化”；从原有的经济基础看，两者都是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投资极少，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不得不在计划经济壁垒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所有制角度看，都是民间资本主导，两者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通过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逐渐积累起来；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来说，两者的核心都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因此，在本质上，“义乌经验”是“温州模式”的变种。

不过，有学者认为，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义乌经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理由，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研究“义乌经验”的意义所在。

“义乌经验”与“温州模式”三点“大不同”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经验’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其一，“温州模式”基本上从家庭工业起步，以家庭工业为支撑；而“义乌经验”则从小商品市场起步，并一直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在温州，市场是连接家庭工业与消费者的桥梁或中介；而在义乌，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温州人办市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义乌则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一位长期观察浙江经济的中央级媒体记者称：如果说，温州更多地体现一种“民本经济”的话，义乌则还要添加一条——“商本经济”的色彩。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告诉我们：温州产业结构以“轻小集加”为主，产业属性决定扩散性很强，目前有200万左右的温州人在国内其他地方及海外创造的GDP与温州本地相仿。更为重要的是，温州人外出创业，为许多地方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就业机会，甚至是发展机遇。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外出闯荡的温州人大多喜欢采取“老乡抱团”的方式，诸如媒体描述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水团”之类；而与温州老板不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几乎可以这样说：不同的商业路径和商人素质，造就了目前的温州和义乌。

其二，“温州模式”的成因主要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而“义乌经验”虽然也是由民间力量诱致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马津龙教授认为，相对于温州的“市场主导型”经济，义乌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主导型”。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尽管义乌的政府主导型被证明是成功的个例，但就这一方面而言，显然不具备拷贝和复制的意义。毕竟，政府主导型不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三，从内容上看，“温州模式”涉及家庭工业、推销员、专业市场、联户企业、雇工与挂户经营等诸多方面，内容比较丰富；而“义乌经验”则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市场的空间扩张与形态升级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显得比较单一。

一个不为人所争的事实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市场，或者说以经商而闻名的地方，并不是温州，也不是义乌。但是温州和义乌，现在却是市场制度创新的中心，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从市场的边缘发展成为市场的中心，这一过程，只用了20多年时间。

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被克隆、被复制，不独如此，以温州人、义乌人为主体的浙江商人，还争先恐后地把市场办到了海外。有目共睹的是，温州在改革开放后最早兴起民间专业市场，几乎在同一时间，义乌兴起了小商品市场，至今已连续十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销售总额的头把交椅。而且，这两个地区依托市场网络，依靠民间力量，发展了区域特色产业。这两地的市场和特色产业，是浙江市场和特色产业的一个最生动的缩影。

温州与义乌：人格化交易的“维系与颠覆”

走在义乌街头，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并陈的招牌，擦肩而过的外国客商，丰富多彩的异国风味餐馆和文化设施，直观地显示着这个县级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之高。这俨然开埠之初上海的盛景，常常会使慕名而来的光顾者，站在浙江中部这块仍属县级市编制的商城，产生时空错位之惑。

尽管“义乌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并已大相径庭。

有学者认为，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而温州，则在人格化交易的漩涡中挣扎。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2003年下半年，温州GDP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术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年10万温州人抱团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也正是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已远远落后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

作为温州的本土经济学人，马津龙教授也坦承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确存在。但他给出了另一番解释：温州是先富起来的商业社会群体，客观上有很多温州商人遍布全国甚至全球做生意。选择地缘亲近的“熟人圈”做生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沟通成本，而且还能有效降低被骗的可能性。因为温州人失信的约束相对要强得多，往往是以老家的房屋作为商业抵押，况且温州人之间信息也对称得多，彼此了解对方底细较为方便，在中国社会信用普遍缺失的前提下，“人格化交易”这种看似落后的交易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靠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上千个“货郎担”，开始了地方经济的蹒跚学步。但到后来，义乌人却自觉不自觉地趟出了一条与温州大相径庭的路线——“不靠老乡熟人，而靠一种更尊重市场交易规律、更基于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史晋川说。

尽管温州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市”，但在温州的街头，你很难寻觅到外国人的踪影，这与义乌对比鲜明。我们曾亲耳听到一个故事：浙江省有一个代表团去国外访问。当地翻译好心地提醒大家，不要多买东西，因为这里的小商品40%来自中国，其中的很大部分就来自浙江义乌。足见义乌市场辐射力之一斑！

以往有人说，占领了义乌市场便占领了全国市场；如今商家说，进入了义乌市场便进入了国际市场。一组数据显示：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每年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12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在义乌建立采购中心，全球海运前20强企业中有8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去年8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已经成为继广交会、华交会之后全国第三大经贸类展会。

就在我们结束本文之前，从南京方面传来一则消息：今年5月27日，随着南京义乌小商品城挂牌，温州商人与义乌商人首次携手办起的市场正式在江苏开张营业。有人评价：“这是有史以来两地商人首次大规模合作的一个项目，也是基于市场意识和相互信任下的成功合作。”据悉，南京浙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乐清人陈存友，联合南京浙江商会的部分会员，投资6亿多元建成的南京义乌小商品城，由几位义乌商人在具体操作和运营。当地媒体披露，对两地企业家首次大规模携手合作，温州与义乌两地的商人们予以热烈响应。经营户中，浙江商人占一半，而温州商人在浙江商人中又占到三分之二左右。义乌及周边县市的商人也有近400人进驻该市场。

这是否是“义乌经验”和“温州模式”的一次历史性交汇的起点？抑或仅仅是一种偶然？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